1960年3月，广东惠阳渔民苏就带决定带领全族逃港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把家族的两艘大渔船和渔具留在原地，然后带领整个家族老老少少48口，分乘四艘完全靠人力的小渔船出逃，最终安全抵达香港。
（中新网——学者记录深圳30年前大逃港 百万内地人曾越境香港(2)）
1960年的春天，广东惠阳的海边，有一种无形的、令人窒息的紧绷。
55岁的老渔民苏就带心里清楚，留给这个家族的时间不多了。
他看着身后聚拢的家人，男女老少一共48口，每一张脸上都写着迷茫与对未来的恐惧。
作为族长，他必须做一个决定，一个将改变整个家族命运的决定——走，去香港。
这个念头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当时蔓延在许多人心中无声的暗流。
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，被后世称为“大逃港”的时代浪潮中，无数人用尽各种方式，游泳、步行、乘船，穿越边境线，奔向一水之隔的香港，寻求生路或希望。
苏就带一家，即将成为这庞大迁徙洪流中的一滴水珠。
行动定在三月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。
黑暗是最好的掩护。
苏就带做出的第一个，也是最令人心疼的决策，是“弃船”。
他拥有两艘结实宽敞的大渔船，那是他半辈子在风浪里搏杀、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家当，是渔民的命根子。
但他知道，大目标太显眼，发动机的轰鸣在寂静的夜里如同警报。
他咬咬牙，选择放弃。
家族的未来，被寄托在四条破旧、全靠人力划动的小舢板上。
这些船漏水，船桨老旧，但它们微小、安静，能融入夜色。
出发前，他带着子侄们偷偷修补，用麻绳死死塞住缝隙。
那天夜里，当所有人默默登上这四艘“诺亚方舟”时，苏就带最后回望了一眼岸上那两艘沉默的巨影，然后决绝地转过头，低声下令：“开船。”
海上的旅程是意志与运气的双重考验。
小小的木船吃水很深，浪头打来，船舷几乎与海面齐平，咸涩的海水不断泼进来，女人和孩子紧紧搂在一起，压抑着呜咽。
最危险的时刻来自巡逻船的探照灯。
刺眼的光柱像死神的镰刀，一次次劈开黑沉沉的海面，在他们周围扫过。
有一次，光柱几乎要舔到船身，苏就带心脏骤停，用气声厉喝：“停桨！趴下！”
48条生命瞬间凝固，只剩下海浪拍打船体的声音和剧烈的心跳。
他们紧贴湿漉漉的船板，直到那令人胆寒的光柱移向别处。
还有一次，一艘巡逻船似乎发现了异样，加速追来。
千钧一发之际，苏就带这个老渔民展现了惊人的冷静与战术，他指挥船队迅速散开，自己驾着一艘船故意偏出航线，充当诱饵，引开追兵。
在险象环生中与家人约定了新的汇合点，那一夜，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彼岸的渴望，在每个人的胃里翻搅。
当天边泛起鱼肚白，精疲力竭的一家人终于瘫倒在香港新界某处偏僻的海滩上。
潮湿的沙地此刻如同天堂，他们成功了，但成功登陆仅仅是漫长苦难的开始。
几十个浑身湿透、饥肠辘辘的“黑人”（即非法入境者），首先要面对的是生存。
他们被安置在简陋的收容所，铁皮房在烈日下像蒸笼。
语言是第二道关，这群说客家话的惠阳渔民，在香港的粤语世界里如同聋哑。
苏就带在鱼市因听不懂报价被驱赶，在码头因沟通不畅拿不到工钱。
但他没有抱怨，只是回去后，更加严厉地督促全家人，从零开始学习粤语。
男人去码头扛包，肩膀磨破一层又一层皮，女人想办法接些零散的缝补活。
生活从“番薯粥”的极度清苦开始。
幸运的是，他们的事迹被一位台湾记者拍下并报道，当时正值“世界难民年”，一位美国善心人士捐赠了一笔4500元新台币的款项。
这笔钱如同雪中送炭，苏就带没有用它来大吃大喝，而是精打细算，购买了修补渔网的工具和必要的生产物资。
他明白，在这个以海为生的地方，重新握紧渔网，才是家族立足的根本。
苏就带一家是那个时代庞大群体的缩影。
每一次偷渡都是一次生死赌博。
香港方面压力巨大，政策在“即捕即遣”与默许之间摇摆。
甚至曾有一段时间，在时任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默许下，边境有过短暂的、心照不宣的松动，被一些老人称为“大放河口”，但这并非常态。
更多的，是苏就带们所经历的夜海孤舟，命悬一线。
直到七十年代末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，内地经济生活开始改善，深圳经济特区建立，这股持续了近三十年的“大逃港”潮水，才真正逐渐退去。
历史记载，那短短几天特区条例公布后，藏在梧桐山石后、林中准备逃港的人群，竟一夜之间消失了。
多年以后，苏家的后辈早已走出铁皮屋，融入香港社会，有的经营小生意，有的成为专业人士。
晚年的苏就带，或许会坐在香港某个临海的窗前，看着窗外与家乡截然不同的、由霓虹与车流构成的“波光”。
他可能会想起1960年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，想起那两艘不得不舍弃的大船，那四艘漏水的舢板，载着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四十八口人。
更是一个时代普通人在绝境中求生的本能，对“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”的朴素渴望的全部重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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